货币如洪水泛滥3年后，2011年，中国大陆上下经受了后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罪与罚。
　　通胀与民生多艰
　　如果说耽于享受、效率低下的“欧猪五国”，现在的痛苦是在为过去买单的话，那么工作勤勉高效、生活节俭的中国人生活痛苦，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咎由自取。
　　自2010年以来，通胀压力不断上升，去年7月份CPI更突破6.5%高位。预计全年物价涨幅将不低于5%。这也是过去十五年以来物价涨幅第二高的年度，仅次于2008年5.8%。物价涨幅之高和民众痛感之深，甚至引起了高层对政权稳定性的关注。9月份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说：“通货膨胀如果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我们要以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
　　然而追溯这次通胀的源头，其背后正是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政府救市行为：创纪录的财政赤字、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四万亿天量的投资计划。
　　在一个投资率已经冠绝全球的国度实施这样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是烈火烹油。印钞机昼夜不停的结局是洪水泛滥，物价随之水涨船高。中国的货币到底有多宽松？2009年新增信贷为9.59万亿元，2010年7.95万亿元，2011年新增信贷目标7.5万亿元。这三年中国创造的货币量，是过去27年的货币量。
　　从货币（M2）和产出（GDP）的关系来看，2001年至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十年增长了2.7倍；而货币供应量则翻了3.6倍。中国目前的货币（M2）/产出（GDP）比例，已经大幅超过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泡沫期及本世纪的格林斯潘泡沫期的最高点。
　　留下经济失衡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造成了民生多艰，而且留下无穷后患。按照持反对凯恩斯立场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观点，假如信贷过于宽松，企业家会纷纷投资于不自量力的项目，造成工期过长，缺乏成效，使社会资源紧缺，从而引起下一个周期的经济困难。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的病态投资，就会引起下一个时期中的衰退，正像前一天晚上的狂饮滥觞会造成第二天早上的醉卧不起。
　　不幸的是，中国经济2011年以来的走势，至少部分印证了奥地利经济学派观点：下半年的高利贷事件，即是这种理论的一个现实注解。
　　由于大量的财政和信贷资源都流向了政府主导的国企和地方政府的低效率的项目当中，当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时，信贷资源开始紧缺，被国企和地方政府挤压生存空间的民营企业只能“醉卧不起”了。
　　除此之外，货币扩张的持续狂飙突进和没能及时刹车，导致中国的投资率进一步上升，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近八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了11%，家庭消费率下降了10%，而投资率有五个百分点的增幅是在2009年至2010年间完成的。
　　中国在1994年至2002年间与2003年至2010年间两个时段，实际投资平均增速（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从11.9%快速增加至23%，几乎放大了一倍。这意味着，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近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再平衡更加遥遥无期。
　　在不断加码的投资中，资源因流入效率更低的国有部门，银行不良贷款和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已经并非遥不可及。
　　金融危机之前，高企的投资率导致剩余产能、重复建设、投资回报率低下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出口的超常规增长所缓解。
　　当这一基础被危机改变之后，在过去三年已经上升到极端的中国投资率（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每年将GDP的一半左右用于投资）势必逐步演变成通货膨胀、政府债务膨胀、银行坏账上升，导致经济内生动力渐次枯竭。
　　错失时机的央行
　　滞胀的约束条件下，2011年的货币政策是一个走钢丝的过程，央行犹如一个手持平衡杆的杂技演员，平衡杆的一头是通货膨胀，一头是经济增长。
　　2011年央行紧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通胀烈火已经熊熊燃烧，而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滞后期，央行出手已晚。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陶冬认为，央行在货币环境正常化上出招太迟、出手太轻，让数年积累下来的过剩流动性发酵为害，是近期货币政策的一大失策，也是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的关键原因。
　　除了在时间点的把握上，央行紧缩政策的结构也多遭业界批评。此轮紧缩，央行虽然也采取了加息的措施，但是仍然是以数量手段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行政计划色彩极浓，而市场机制未彰。
　　中国投资率之所以高企，资金需求之所以如此旺盛，是和中国投资要素的价格长期被压低直接相关。
　　不加息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犹如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无论是根据经济学原理，还是依据常识，皆可得出判断：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需求量主要由价格决定，资金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不提高价格根本无法减少需求。而采取控制数量但不改变数量，加上强势国有部门的组合，无异于强行将低成本的资金指定划给国有部门。
　　在一个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里，希望不调整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利率，就能控制适当的信贷规模和确保贷款的流向合理，简直属于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由于资金成本太低，尤其是存款利息太低，当央行开始试图控制信贷总量时，银行的表外业务，如银行和信托公司合作的理财产品，就开始膨胀。
　　对提高利率的反驳意见是国有企业和部门对利率并不敏感，但实际上随着大量的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开始通过市场债券融资，利率对于这些部门的影响与日俱增，提高资金成本毫无疑问会增加其融资成本和融资需求。
　　事实上，一个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活动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地方政府也就掌握了货币的创造权。
　　央行缺乏独立地位
　　作为一个开放的专业技术部门，央行并不缺乏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和人才'问题在于央行缺乏独立性。
　　经济学家陈志武曾透露，“实际上央行官员是非常市场化的，因为熟，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在。他们的痛苦在于决策层不一定认同、采纳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建议。”
　　在很多国家里，央行行长任期往往超越政治周期，可以有效抵御政治压力，相比之下，中国金融主管领导，都属于政治性官员，有固定任期。
　　如今中国大陆，中央财政出现赤字，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国企低成本获取资金和银行业垄断存贷利差。在这结构性背景下，压低储蓄、贷款利率，适度进行通胀，都相当于是这些结构的补贴。
　　2012年的货币政策走向，一个信息或许不能忽视：从2011年11月开始到2012年4月份将是国内外各类债务主要还款高峰期，因此这个时期社会资金流动性必然超级紧张。货币政策不得不面对这个情况给予宽松措施，否则债务就必然需要重组